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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超市”批发学历
每到7月初,济南某高校的学生们都要集体忙着搬一次家,为的是给暑期来上课的函授生们腾地方住。于是该高校一年四季都是人声鼎沸,难得有清静的时候。教师们自然是乐于忙碌的,因为这意味着会赚到更多的奖金让家庭过得更富足。那些继续学习的年龄不等的学生们对此也很抱有希望——一个更高的学历将使他们的工资待遇更有保障。
“变味”的辅导班
已经研究生毕业的张兴龙(化名)向记者描述了他读研最后一年被系里安排到外地函授辅导班上课的一段经历。
那年冬天,临放寒假前几天,张兴龙和他的同学们接到系里的通知,让他们寒假期间去外地给函授人员辅导授课。当时的情形是系里的辅导班安排得太多,在编的所有老师都排满了任务,最后系里没办法只好让他们这些研三的学生顶上。
张兴龙他们先是开了个会,被告知了授课教材中的重点考试内容。重点划得很详细,基本上把考试要考的题目都指了出来。“这个会其实就是冲着考试去的。”张兴龙说。
学校放假后,张兴龙就去某地讲课。那时候刚下了一场大雪,雪后气温降到了零下十五六度。张兴龙按照计划要讲4天,先把教材通讲一遍,再划重点。
开课那天,学员们冒着严寒从那个县的四面八方赶来了。他们都是这个县里的小学或初中教师,学历急待升级。第一节课还好,大家都还在听。课间就有学员把他的教材要了过去,开始划重点。张兴龙觉得他们不容易,就默许了。但是接下来,第二节课学员们就开始“造反”了,要求他直接把重点划出来算了,省得大家都麻烦。因为,他们都还有事情,急等着回去。尽管如此,张兴龙还是表示要对大家负责,把教材讲得仔细一些。
上午授课结束后,很多学员围了过来,很恳切地要求张兴龙尽快划重点,并提示说,以前的老师都是这样做的。中午,张同当地的负责人员还有其他系的授课老师交流了一下意见,情况都差不多。最后,大家决定下午的授课内容为划重点。
下午划完重点后,张兴龙觉得很过意不去,就对学员们表示,明天他还会再讲,如果谁想再听的可以来。第二天,教室里只来了3个人。张兴龙没有做正式的授课,回答了学员们的一些问题,然后了解了他们参加这个辅导班的一些情况。
一位年近40岁的女学员说,上这个辅导班是为了拿本科学位,而要拿下本科学位要考十来门课程,她们平时工作很忙,根本没有时间自学,全指望上辅导班,老师把考试重点划出来,然后考前背几天,所以,即便拿到了本科学位,也不可能学到什么东西。到目前为止,她已经在这个学历上花了3000多元,包括教材费、考试费和辅导费,而辅导费的支出是大头。如果顺利的话,她总计要花五六千元,要是不顺有些课程当年没通过,重修那门课要交同原来一样多的钱,那样这个本科学历的代价就更大了。现在,教委要求教师们学历不断升级,她是从民师转为中师、从中师升到大专的,学历不升级可能就要被淘汰。这些年来,学历确实给她制造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张兴龙说,回来后,他的心里感到很沉重,与其他同事交流,情况大都相同。由此他认识到,在正规教育体制之外的一些学历教育已经有点变质了。
在职申请学位,人在哪里
这几年,国家统招研究生人数在不断扩招,与此同时另一支研究生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从教育部公布的有关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01年,全国招收研究生16.52万人,比上年增加3.67万人;其中博士生3.21万人,硕士生13.31万人。但是在职申请学位的人数是多少却并不清楚。而实际上,由于在职申请硕士学位的招生权限下放在各高校,招生数量几乎是没有限制。记者就此打电话咨询了几家高校,答案都是没有人数的限制,收费大约都在2万元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教师、公务员等政府、事业单位的人员。
从教育部的规定来看,在职申请硕士学位是不承认学历的,但是硕士学位仍然具有很大的含金量,在职务升迁等重要环节上很能“说明”一个人的水平。
由于这批人并不是脱产学习,学校对他们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对于他们的学习培养质量的考核,除了全国统一的英语考试外,校方只能很简约地用考试成绩和交给导师的论文作业来衡量。
按照要求,他们与统招的研究生一起上课,但是,很多统招研究生却反映,平时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除非导师的课必须得上,其他的无关紧要的课他们则是能不上就不上。到学期结束时要交论文作业,他们的办法是到图书馆查点资料临时拼凑一篇,或者找朋友借一篇来充数。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的,枪手们最后会给他们解决问题。现在在北京等高校集中的城市,论文枪手已经在地下形成了一种职业。在职申请学位人员的存在是枪手们赖以生存的根基。
读博士为了什么
即便是在正规的高等教育体制内,一些人考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最后拿到一个高学历的金字招牌,到社会上找个好工作。
老李现在南方某高校读博士,上的是自费。在5年前,他的身份还是某县一乡镇中学的教师。老李10多年前专科毕业,然后分到中学教书,一过就是五六年,其间结婚、生子,与同事尽兴地喝酒、打牌、下棋。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位好友兼同事考上了研究生,并分到了一个很不错的省级重要部门,老李这才觉醒,决定孤注一掷走朋友这条路。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妻子以及所有亲戚、朋友的支持。老李于是辞了工作,跑到省城来学习考研。不想,第一年出师不利,名落孙山;第二年,又继续名落孙山。第三年,老李终于考出了一个好成绩。回到家,他压抑住内心的兴奋对妻子说成绩很不好。妻子听后,什么也没有说,就趴在了床上。那时,老李看透了妻子心中的绝望。后来,老李得知这个成绩只能上自费。尽管这两年,家中已无积蓄,但他还是借了钱去读研究生。
上研究生的三年,老李的学问在同学中是最差的。他的时间有很大一部分是用在了做家教等挣钱的事情上。对此,导师和同学都表示理解。最后,老李决定继续考博。像他这样毕业时就已34岁的研究生,找什么工作都不会很合适,考博对他来说是最佳的选择。老李的原则是广种薄收,他一气报了4个大学,因为时间关系,他只去参考了3个,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无论如何都要考上。最后,老李凭着惊人的毅力和运气,被南方某大学录取,同考研一样还是自费。由此,他又背上了3万余元的债务。
最近,有消息传过来说,老李现在比读研的时候代课挣钱更加厉害了。学术上基本没什么进步,好在那边大多数博士生们的水平也比他强不了多少,他倒还不至于很难为情。还有两年,老李才能毕业,但是他现在已经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了两篇论文,毕业已无大碍。前一阵,老李成了预备党员后,就托山东的朋友们打听,看国家有无政策允许毕业的博士直接做县处级干部。
在高校内,像老李这样情况的人也不在少数,对他们来说,从考试到获得高学历更像是一场博弈。
而目前教育体制中的弊端,则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为自己的学历注足了水分。因此,即便他们没有在学历上弄虚作假,却通过这种行为把学历变成了一件商品,让自己成为学历的“买者”。
■新闻回放 江苏邳州清查干部学历 82名“掺水”官员被处理
日前,中共江苏邳州市委组织部对全市1600余名部管干部档案中的学历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检查清理,查出82名干部学历“掺水”。
邳州市委组织部通过网上查询、电话查询、与有关学位授予机构通信联系等手段,对这些干部通过在职学习而获得的高等院校函授、军队院校函授、党校函授、高等院校自学考试以及远程教育等学历进行严格审查、核对、甄别,共排查出82名干部的学历系“掺水”学历。
扬子晚报在报道这一消息时指出,目前,持有“掺水”学历的干部文凭已经被取消或降格处理。
鞍山司法考试报名 30“假文凭”被清退
据悉,鞍山市共有544人报名国家司法考试,加上去年律师资格报名748人,共1292人,创历年之最。此次司法考试报名条件放宽,不限年龄,报名者异常踊跃,还有一些双学士、研究生学位获得者,拥有大专学历文凭的报名者占总数的一半,这与国家最后一次允许法律大专生参加考试有关。而鞍山市司法局严把报名关,发现30余人持假文凭来报名,均被清退。(据《辽沈晚报》)
■链接 如何认证国外学历学位?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授权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展对留学人员所获国外学历、学位证书的认证服务。
国外学历、学位证书的认证范围:
1.在国外攻读正规课程所获大学专科以上(含大专)学历、学位证书;
2.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联合办学项目取得的外国学历、学位证书。
国外学历、学位证书认证申请办法
1.申请认证须出具如下材料:本人护照,所获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国外学习成绩单(硕士以上学历者,应提供毕业论文摘要),中国驻外使(领)馆开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出国前最后学历证书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所有材料均应为原件。
2.在京申请者,可持上述所列材料直接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际合作处申请,填写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统一印制的《留学回国人员国外学历评估申请表》,申请人可在递交材料齐全后的10个工作日内领取《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3.外埠申请者,可将上述材料的复印件寄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际合作处(地址:100083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复印件须经用人单位(县、团级以上)或当地人事部门审核,注明该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4.申请者所提供的外文材料,由申请者本人翻译的无效。
■评论
从学历造假到“学历超市”
近日媒体对一名叫陈琳的“哈佛博士”的学历提出了置疑。5月初,陈琳以年薪百万的身价受聘于一家民办高校出任常务院长之职,一时之间引起轰动。
在这一事件发生后,聘请陈琳的民办高校立刻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宣布与这位“哈佛博士”解除合同关系。该高校的理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发现双方在沟通上存在一定的困难。该校在这个时候宣布解聘陈琳的决定,却没有以其学历做为理由,行为遮遮掩掩,托词含含糊糊,让外界感觉其最初举措的动机并不纯粹,有自我炒作之嫌疑。对于当初该高校决定聘请陈琳之际,是否是见了哈佛的博士就一下激动得热血膨胀晕了过去,现在大家都不得而知。
尽管拿着假学历在国内招摇撞骗的事情由来已久,如果我们想起《围城》里的“克莱登”现象,也许就能心平气和一些了。但是,近年来从基因皇后事件到新浪总裁吴征的假学历事件,再到“哈佛博士”事件,离不开国内学历造假泛滥这么一个大环境。中国的“假文凭潮”的确令人叹为观止,根据不完全统计,各类报名招聘中有20%至40%的人持假文凭,全社会大学文凭保有量比国家教育部所属各高校发出的文凭多出了50-60万张。虽然近年来尽职尽责的公安部门接连破获了一桩桩让人感到震惊的“假证”大案,但是这并不影响假证贩子们在中午11点和下午5点来钟准时出现在北京大学的南门附近。相信凡是去过北大的人都会对此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伪造、贩卖伪造的高等院校的学历、学位证明刑事案件的适用法律问题作出解释:对于伪造高等院校印章制作学历、学位证明的行为,以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定罪处罚。明知是伪造高等院校印章制作的学历、学位证明而贩卖的,以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的共犯论处。这个司法解释自7月5日起施行。但是,很明显这条对打击假学历具有非常力度的司法解释,对吴征、陈琳他们却没有多大的效力。吴征就可以信口开河把责任推到媒体身上,幸好他还没有弱智到拿出那些所谓的文凭来证实一番自己。在此之前,他身上那些耀眼的光环已经把很多人照得眼晕,并成功地圈到了钱。
而这个事件中的某民办高校才是真正的冤大头,本想做好事却背了黑锅不说,还要按照合同再送给人家不菲的薪水,完全是一副请神容易送神难的心态。既然是履行合同,该学校为什么不按照真正的商业精神和法律规范来做事,光明正大地声明自己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在将来事件真相大白之时,让骗人者赔偿校方的损失,并让他为自己的欺诈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不完善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是一回事,有法可依,不按照法律规范来做事则是社会的悲哀。
从根本上,这一系列假学历事件造成了国内用人单位对人才“学历”的信任危机,搀杂了太多水分的学历让人感觉就像市场上的猪肉一样很难让人放心。而重新建立社会对学历的信心,除了要严厉打击假学历之外,还要对目前教育界出现的学历超市现象进行有效的遏制。
发展势头正猛的中国经济将对高学历、高素质人才保持相当一段时间的渴求状态,这激发起了国人追求高学历的热情。高学历热从本质上代表了一种积极的态度,但是现在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是,片面地追求高学历,追求学历的过程中沾染了太重的功利色彩。为取得学历而所必须接受的教育并学习的阶段已经被很多人减化为一个过场。他们把学历变成一种可以在“超市”中大量出售的商品。而他们则是可以付出高价买到真货的消费群体。
匈牙利美学家阿多诺曾尖锐地指出,西方现代大学已经从过去的精英文化的代表堕落为大众阶层的“学历超市”。而国内大学的收费调整、扩招以及各种以市场为原则的学历教育方式的推出,则表现出了这样的苗头。相对于国人的收入水准,接受高等教育从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种价格不菲的学历消费。获得学历的成本过高,反过来刺激了假学历的泛滥。假学历与学历超市,可以说是一对联体婴儿,它们有着相同的DNA,即学历是一件商品,是可以在将来博得更大利益的工具。
无论是学历造假还是学历超市,都远离了教育的根本精神,使教育陷入一种工具化的境地。(于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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