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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寄生族”

　　又是七月，又一批毕业生进入了新的角色。他们盼望着第一次发薪，自豪着自立自足的开始，有的人却一不小心，迈进了“寄生”的行列。
　　关于“寄生”，在新中国长大的儿童并不陌生。我们最早从学校分发的“宝塔糖”了解了这样一种生存的方式。
　　生物界，一种生物以另一种生物为居住条件夺取营养，并造成其不同程度的危害现象，被称为“寄生生活”，过着这种寄生生活的动物被称为“寄生虫”。被寄虫寄生的人和动物称为“寄主”。而吃宝塔糖长大的青年们，一不留神，由原来的“寄主”，已经成为新兴的“寄生一族”。
　　这种现象多出在东方社会。“寄生族”与“寄生虫”有一字之差，自然不同于坐享其成的懒汉。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上看，他们是一群将生活基本条件依附在上代的羽翼下，薪水用来满足自己吃穿玩乐等“贵族”的享受，到了婚龄却不愿成家的新人类。他们往往有较好的教育背景，有能力，有经济来源却迟迟不愿飞出父母的怀抱。因为有坚强的后盾，他们对工作也比较挑剔，对生计不太操心，辞职、跳槽都不需要理由。他们喜欢享受，回避责任，害怕付出……这样一群不愿自食其力的青春食客，在我们的周围渐渐浮出水面，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他们是享受社会福利的懒虫? 还是中国文化伦理的支持者?“寄生”让他们更有竞争力，还是丧失了企图心?沉缅于自爱自恋的笼中的他们，是否还有对家庭、社会的参与感及责任感?本刊试图解读这样一批不再崇尚打拼的主人翁。
　　因为他们选择的不仅是一种居住方式，而是一种文化形态。　
　　他们都是“寄生族”　　由卫娟
　　 “谁让我是你儿呢？”
　　柏强的父母是这个城市中最普通的工薪阶层。强爸是某单位的司机，每月收入六七百元，强妈是某公司的会计，因为单位效益尚可，每月能比丈夫多赚100来块。因为自小的困苦，他们勤俭成习，只想给孩子最好的生活待遇和前途。但当所有的努力梦想一一破灭后，强爸和强妈对25周岁的儿子只剩下唯一的愿望——找一份工作，坚持做下去。
　　柏强初中毕业后，因为成绩太差，父母只好花了一笔钱将他送到外地去念书，这只是一个开始。三年后，他们又花了一笔钱将儿子弄进某学院的成教部学习。毕业后，托了亲戚，又花了2万块钱，柏强进入了某银行的一个储蓄所工作，这是很多正规大学的毕业生梦寐以求的工作。3个月还没过，柏强已经开始抱怨储蓄所的工作单调乏味，不是老爷们干的活儿。半年的试用期还没过，柏强就自作主张辞了职。他从这份工作中得到的所有报酬还不到父母投入的十分之一。柏强在家呆了两个月后，还是父母托人给他在广告公司找了一个出纳的工作。做出纳只有两个月，柏强觉得还是做业务员挣钱多，遂跳槽去了另一间公司。3个月后，没有业务量的柏强被辞退……毕业4年，柏强已经换了8个工作，其中有7个是父母拿“钱”买来的。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个月，赚的钱不超过1万元，家里在人情上赔的钱至少有5万元。
　　每次失业，柏强都无所谓，最后沉不住气的还是父母。尽管挣得不多，但柏强的花销并不落伍。每顿饭，无鱼要有鸡，无肉要有蛋。只要儿子一进门，强妈就会放下正在吃的粗茶淡饭，冲进厨房，拉开冰箱，至少要重新弄个西红柿炒鸡蛋。穿的更不必说，从来是什么流行就穿什么。在赋闲的日子里，柏强要上网聊天；情人节，柏强要给女友送玫瑰花；同学聚会，柏强要去朝山街将头发漂染；夏天要游泳，冬天要溜冰，中午要扎啤，晚上犯烟瘾……粗粗算下来，柏强的每月消费至少在千元左右，都是管父母伸手。
　　某一天夜里11点，柏强大大咧咧地走进父母的卧室，对准备就寝的父亲说：“给我5块钱，买包烟。”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终于忍不住了，破天荒地历数儿子的种种不肖之处。柏强站在哪里，神情轻松，等父亲的长篇演说告一段落后，掏了掏耳朵，诚恳地说：“爸，你说的对，我的确不是东西，可谁让俺是你的儿呢？你不管我，谁管我？啊——嚏，给我5块钱。”
　　　　而立之年，依然是孩子
　　采访于方时，于母——一位雍容的老太太，明白我的来意后，说我应该去楼下——她的邻居的儿子儿媳双双下岗，每月只有二三百元的生活费，只好带着上小学的孙子回来住，依靠两位老人的退休金生活。于母的言语之间，对楼下的年轻人很是不屑：下了岗，还死要面子，不肯卖力气。与其在家里闲着，不如去卖个麻辣串，也比靠老人强。
　　于方是这个城市中的新贵，30岁，MBA，未婚，在外企工作，年薪超过10万元，一直与父母同住，吃住靠父母，薪水全部用来享受。他名下有几万元的股票，还是父亲给的投资。早上由晨练回来的父亲叫起来上班，晚上回来后妈妈已经准备好四菜一汤和冰镇啤酒；脏衣服和臭袜子扔进洗衣机，自有妈妈洗好熨平。于方刚买了一辆富康，是父亲拿的首付。
　　于方“五一”时去了一次巴黎，买了一堆名牌T恤和腰带，花了几万元，来回的机票由父亲主动赞助；周末时要去青岛游泳，晚上不打保龄也得泡吧。他是本城某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关于小资生活，没人比他知道得更多。
　　他有一个未婚妻，拖拍6年，双方均无意结婚。她是家里的独女，也是在父母的照顾下享受高素质的物质生活。“为什么要结婚呢？要攒钱买房子、装修、家具、家电，势必要降低现在的生活质素。结婚后，再也吃不到妈妈做的可口的饭菜，还要自己带孩子、打扫房间、熨衣服……我可不想从单身贵族沦落为家庭主妇。”于方也有同样的观点。他发现，尽管收入不菲，那些已婚或生子的同事，在消费上总是比自己要稍逊一筹。而双方总是要因为谁做家务、谁更奢侈而争吵，哪里比得上自己自由。如果结婚生子，于方必然要承受更大的生活压力，并且不能保持现在的生活质量，这是他不能忍受的。
　　于方的父母都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曾担任过一定的领导职务。于母退休后，尚有数千元的收入；于父被单位返聘，每月的退休金和工资将近五六千元。他们不但不需要于方的经济支持，反以贴补于方为乐事。父亲去交电话费，总是顺便把儿子的手机费付了；而老妈每次逛商场，总要给儿子买件名牌衬衫或几双品牌袜子。于方承认，尽管自己在济南也算是高收入了，但如果不在家里“揩油”，也不可能过上现在的生活。他说，尽管在单位里，自己也已经被称作“于总”，但在父母眼中，他依然是需要照顾的孩子，他和他的父母，都很享受这种状态。
　　对于方而言，这种“寄生”带来的最大好处是自己一直没有生存压力，对工作，一直比较超脱，如果厌倦了，随时可以辞职不做。父母给予他良好的物质和教育背景，让他可以随心所欲。“如果明年不能升职或加薪，干脆就不做了，准备出国念书。老头子光东方电子的股票就赚了30万，准备给我结婚或出国。”
■访谈　“寄生”：文明撞击的产物　　　——本刊专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
　　　滋生“寄生”的深厚土壤
　　齐鲁周刊：何教授您好。
　　现在社会上出现了这样一批年轻人，他们理直气壮地活在父母的绿荫下，重视享受，回避责任，害怕付出。我们将之命名为“寄生族”。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待?
　　何中华：出现这种现象有多种原因：
　　 从传统上讲，我们中国人比较缺乏独立性，对家庭的依赖性较重，家庭本位观念比较重，这与我们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主、重视血缘稳定有关。这是很深远的一个原因。这是农业文明与宗法社会的要求。2000多年来，这样的观念没有经过根本上的矫正和突破。尽管现在已经认识到它的一些弱点，但传统的力量是超越个性选择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
　　 从现实上讲，是独生子女的现象造成的。物以稀为贵，父母的溺爱造成下一代自然年龄与心理年龄的错位——身体成熟，而心理却停留在婴儿期。这表现在“自我中心化”解除的推迟。一切其它存在在他看来都是为他而存在的，他变得狭隘、自私，造成严重的心理缺陷。
　　 在婴儿时期“自我中心化”是非常正常的，他没有树立客观的态度，他不怕水烫、不怕火烧，以为世界是他的一部分，不会跟他作对。但在受伤之后，他意识到异己的力量，就会渐渐解除这种“自我中心化”。而现在独生子女所有的欲望几乎都会得到满足，几乎遇不到异己的力量来矫正“自我中心化”。到了青年时代依然如此，就会造成他与社会之间的紧张。比如任性、自私、为所欲为——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高消费。他们只要想，就要满足——这样一系列现象就出现了——他们对家庭依赖，把家庭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少有尊重父母或家庭的意识。
　　 第三个原因是商业时代对人的欲望的诱发和强化。
　　 商业社会鼓动个体独立，但我们的商业社会是有所变异的。它的确鼓动了人的欲望的膨胀，但塑造个体人格的功能被弱化了。青年人可塑性强，感染到这种氛围，这就造成在经济上对家庭的盘剥。从理论上讲，18岁了，家庭对你已经没有义务，但现在28岁、38岁还是要依靠。而且，父母也不认为不正常，反而唯恐自己没尽到责任。
　　 另外，我们过去一直提倡禁欲主义，到了一个极度必然要引起反弹，走向另一个极端——纵欲主义，这也让年轻人中享乐主义抬头。商业时代的到来为其提供了一个契机。
　　 齐鲁周刊：寄生现象大多发生在东方，如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日本等。在西方，提倡子女18岁后搬出去，强调个体独立，而东方传统则讲究关照孩子、强调个人与家庭的密切关系。您能从民族性差异角度谈一下这个问题吗?
　　 何中华：海洋文明面对的是大海，不进取，就会被大海征服。只有独立者能做征服者，所以西方文明从骨子里鼓励人的独立。再就是在西方，从古罗马时代就进入到商业化。商品经济对血缘关系起到了颠覆作用。商品经济鼓励人们的交往。在古希腊域邦，人们不是按血缘确定关系，面是凭能力，而中国人则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再有能力，我不用你，这是对血缘关系的强化。西方很早就解除了血缘关系的束缚，古希腊是根据“普遍——特殊”的关系建立起来，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个体，但遵守共同的规则。而中国社会是“整体——部分”建立的。在西方的社会结构中，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对自己负责，他没地方推脱自己的责任：所有的决定都是自己做出的，必须要自己承担后果，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这样独立的人格就确定了。而我们的文明中就可以推脱。我们的农业文明不需迁徒，需要的是血缘关系的稳定。在这样的结构中，每个人在家庭中，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体现自己的价值。
　　　　“中间人”的人格分裂
　　 齐鲁周刊：我们刚才谈到一些年轻人在婚前与父母同住为“寄生”，但现在，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很多人在婚后依然躲在巢穴里与“坚强”的上一代互相取暖。这是利用父母的感情对其进行剥削，还是享受天伦之乐的传统大家庭某种速度的复生，抑或是社会变革下新形态婚姻与家庭概念的重整、过渡状态。
　　 何中华：说它是过渡期，也不为错，要看它延续多长。要是几代人后还这样，那就太长了。我想这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一种剥削，一种自私的表现。利用父母的支持降低自己的交易成本。
　　 另一种就是非常自然的一种状态。父母儿女都认为正常，是一种天伦之乐。当儿女成了父辈后，也要有同样的付出，关键看后一代人是否也同样以为后辈付出为乐趣了。
　　 齐鲁周刊：与“寄生族”相对应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在这个城市中没有任何根基，完全依靠自己打拼。一方面，在理智上他们颇以“自立”自豪，希望自己不是将财产，而是将这种奋斗的精神和乐趣遗留给下一代；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不经意中流露出这样的意识：希望自己的努力能让后代避免今天自己所受的苦。这就是说他们又有制造下一代“寄生族”的可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对立?
　　 何中华：这是“自觉”与“无意识”的分裂。
　　 在理智上，他们认为应该独立、应该奋斗、应该自豪；但在情感上、无意识的层面上，还是认同传统的模式。这在社会转型期是无法避免的。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这一代人是“中间人”，一方面无意识中沉积了大量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接受了启蒙。这里边就有一个紧张，这是苦恼的原因。但在社会转型期，又不可避免地存在这种紧张，可能几代人都要经历这种心理上的折磨。这种传统的惰性不是一代人能够摆脱的。
　　　　“寄生”：文明撞击的产物
　　 齐鲁周刊：现在有一些父母，将自己的理想完全寄托在儿女身上，为了儿子的成长，几乎放弃了自己的一切，造成了整整一代人的浪费、牺牲，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寄生”，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寄生”。您认为呢?
　　 何中华：不光是精神上的。这与中国人的信仰有关。中国人相信肉体生命有限，但精神生命无限。人是可以死的，而家族是不死的。你的真正生命是在延续中，所以特别强调传承，强调后代，对中国人而言“断子绝孙”是最大的灾难。家长们把自己未竟的理想寄托在后代身上，看到后代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有一种很好的安慰。这与民族性有关。
　　 齐鲁周刊：但是这样，父母与后代的生命纠结在一起，父母为儿女牺牲，儿女为父母妥协，谁也不会成为独立的“自己”，岂不是都彼此“耽误”了?
　　 何中华：你的这个所谓的“耽误”是现代的概念。就是说你追求成功，才有所谓“耽误”。如果不追求成功，也无所谓耽误。咱们过去不追求什么成功，虽然也有“立德、立言、立功”的说法，但这和西方现代化意义上的成功是不同的，甚至它把家庭本身的延续就看作成功。这哪还有什么必要追求延续之外的成功?你的这个看法是受现代思维的影响，特别是18世纪法国学者强调成功、追求名利、追求不朽。以他们的观念视之，我们传统观念中的确缺乏追求成功的动机，但关键看你的参照系是什么。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看，我全部奉献给我的家庭，这就是成功。
　　 齐鲁周刊：怪不得有人说“寄生”观念实际是西方文明入侵后与中国传统撞击的产物。
　　 何中华：对，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冲突。
　　 齐鲁周刊：如果没有西方观念的进入，我们就会觉得这种现象很正常，根本不会产生“寄生”的观念，而现在则将其视为“怪现状”。
　　 何中华：对，因为你接受了现代观念，有了参照系。
　　 齐鲁周刊：我觉得这种观念会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流。
　　 何中华：应该是这样。

----摘自《齐鲁周刊》